其实不是没有信仰，而是很多的中国人有着错误的信仰-拜金主义信仰，只要为了钱，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的。

日本受法国影响，在二战之前曾经把会计检查院定位为天皇的直属单位。在地方自治的框架里，形成人民代表和行政首长都通过直接选举产生并对居民负责、但把立法权与执行权严格区别开来的格局。

如果把地方自治和税源再分配的政策与法治政府建设的绩效挂钩，将会有力促进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并能把分权与整合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政治体制改革软着陆。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功能（特别是预算审议功能），修改选举制度，落实民主主义政治原则。下面具体说明预算审议、问责审计、司法审查这三大改革的内容。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认定某一法律条款违宪的审查结论不主张提交全国人大复议，就可以立即生效，反之则留待下次全国人大讨论决定。这样的财税民主不妨首先从直观性较强、与群众利害的相关性也较强的地方开始，自下而上逐步推行。

要创造这样的条件，当然离不开顶层设计和顶层推动。明确了党要守法和摈弃特权的治国方针。再考虑到体系化实习和海外留学（例如取得美国法学院LLM学位）的需要，两年的时间肯定不够用。

因为法律理念虽然抽象、难以捉摸，但对于解释共同体的形成、卓越人才的培养、洞察力和综合判断力的提升都具有重要意义。（2）鉴于立法权和行政权不断伸张的现实，立法与管制也确定为必修科目。除公、检、法、司等传统法律职能部门和律师事务所外，法科毕业生从事行政管理、公共管理、企业管理等工作的人数相当多，但是法学院的课程很少针对这种需求进行有计划、有体系的设计。从2009年就开始酝酿参照格拉斯哥模式建设虚拟律师事务所系统，从2014年起将作为法科学生的选修课着手筹备。

一般做法是在第一天早上的课程上简单说明案情，并把有关的法规、案例的清单和论文等参考资料发给学生，然后是各团队分头作业，原则上必须在傍晚各自提交作业结果。因此，法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似乎正在成为一种国际通行的现象。

目的在于使法科学生在一开始就对世界的法律格局有清晰的认识，并在国际社会的框架里正确定位本国法。按照教学设计，一个案件大概花费三天时间进行团队作业和讨论，每个团队由4、5个学生组成，以三周时间共解决七桩案件。具体安排是本科前三年在外语学院培养，以充分掌握两门联合国通用语言或小语种以及国际商务专业知识为主要目标。其中一年级课程设置上最重要的变化包括：（1）把国际法、比较法作为必修科目。

对教育成效评价的主体可以是大学、学院、管理者、教员、大学协会等（第一者的自我评价），也可以是学生、家长、毕业生雇主、企业（第二者）等，但最重要的是标准认定机构、独立评价机构、大众传媒及考前辅导学校等的市场评价（第三者）。另一方面，判例法国家的教育以判例为素材，更强调实用性以及法律思维方式和操作技能的训练，但却存在过分注重诉讼、私法以及个人的问题，没有充分留意到法律职业的组织化、产业化所带来的深刻影响。所谓差异化模式，就是在确保知识技能的教育质量和标准规格的前提下鼓励创新，根据对法律人才多种多样的需求进行各具特色的分类培养，把通识与专才这两个侧面密切结合起来。来源：《中国高等教育》2013年6月18日号 进入 季卫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学教育 。

为了实现上述意图，需要重新定位法学本科教育以及非法学本科的法律硕士教育，否则就会引起混乱。学院对自身的教育和研究也定期进行自我检查和外部评价，并公布有关数据，履行说明义务。

在每个专题之下再分为4、5人组成的作业团队。一般而言，由教育主管部门、法律部门、法律服务利用者等组成的机关，作为独立的第三者来对法学院的质量进行持续性评价和认定，这是维持质量水准的适当方式，具有更强的公信力。

国立大学及其法学院的评价一般是由政府的主管部门来进行的，其主要目的是维持和改善质量、决定资源分配的份额、对教育管理层问责以及信息公开。对被遴选为法科特班的校外同学，实行在学分制基础上的课程修读的弹性制度。这一课程讲授的重点是职业法律人如何正确处理与成文法、行政规则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司法机关和法律执行机关解释和适用规则的方法。与政府机关、仲裁政法机构、行业组织、跨国企业、上海排名前20名的律师事务所合作，迄今已建立25个实践教学基地和海外实践教学基地，每年定期派出150余名在校研究生、本科生深入基地实习。例如在2011年设置的研究项目是六个，包括法律与政府、法律与商务、国际法与比较法、法律与科学技术、法律与社会变迁、刑事法与正义。实际上，兰德尔判例教学法尽管不是使用宪法、法律、学说，而是使用上诉审的判例作为素材，但在通过绵密的分析和逻辑演绎把法理适用于具体的事实这点上与成文法体系的教育方法是一致的。

（2）人才培养－－毕业生在学术研究以及社会上的活跃程度、毕业生在国外大学或研究机构就职的情况、进修生接受的情况、学位授予情况、在培养卓越法律人才的课程和教学方法等下的功夫。如果能达成协议，完全可以通过三三制模式与相关学院联合培养企业法务和政府法务方面的人才。

根据事实关系正确调查收集法律、判例、规则的能力。四、法学院的重新洗牌和评价标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美国大学不断扩张规模和讴歌繁荣的黄金时代。

实际上，凯原法学院正在筹备与本校安泰经济管理学院共同创办新型的跨学科企业法律风险管理学位项目，设计方案已经完成，只待批准。在法硕阶段的卓越人才培养计划里，虽然毕业生的就业渠道也不妨多种多样、不拘一格，但教育目标却应该是明确的、统一的、特定的，这就是造就理想的职业法律人（特别是律师）。

也就是说，卓越计划终将引起中国法学教育界重新洗牌。这些改革举措固然是立足于美国条件，未必符合其他国家的法学教育的情形，但对于我国培养卓越法律人才的课程体系改革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高等教育持续二十余年的规模扩张。另一种是确立高年级研究项目，对特定领域各种科目的学习顺序提供建议。

在这个意义上，教育部的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建设计划是富有前瞻性的，涉及未来十五年间院·校·系布局的重大调整，也会进一步刺激法学高等教育界的竞争行为，并通过淘汰机制提高法学院的经营水准以及人才培养质量。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对事实和意见进行适当表达的能力。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使中国政府参与全球治理的时间表大幅度提前，制度、人才等国际竞争力问题日益凸显出来。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建设计划，为今后我国法学教育改革、特别是对本科教育与高层次法律职业教育进行合理的统筹规划和有机衔接提供了很好的抓手或者实验平台，可以有力地促进从同一化模式（追求数量和压低成本）向差异化模式（强调质量和增加选项）的转变。

从2011年起借鉴哈佛大学法学院的经验，与著名律师事务所合作开设了法律谈判课程。相对于目前体制内较为便捷的法本法硕4+2模式，3+3模式的法科特班避免了法学专业本科生第四年的粗放式实习等的时间浪费，使高层次法律职业教育在时间上更好地得到衔接，在内容上更精深、更充实，并能有充分余裕来为半年的体系化实务训练以及海外名校留学（例如中国法硕与美国LLM双学位项目）或研修提供的更合理的制度安排。

例如让每位教师定期（每年或每三年）就自己的教学和研究活动提交书面报告，由学院进行评价并把评价结果向全体教师报告。社会需求越来越多种多样，应对方法和整合机制也必须有所创新。立法者、行政官员、非政府组织领导人、商务律师、政府顾问律师、企业管理层、公司法务总监、国际纠纷解决机构的高层职员等更需要复合化培养，可以纳入非法本–法硕的既有范畴。不言而喻，这正是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建设计划的基本意图。

第三天早上对案件进行最后讨论并结束这个案件，紧接着开始另一案件的处理。到2010年，设置法学本科的高等院校数达640所、在校生大约35万人，加上各类研究生就是近50万之众，但平均就业率却在文科各类专业中排在末位。

本科第四年和研究生阶段两年共计三年在法学院接受高层次法律职业教育。如果司法考试制度和人事制度存在比较重大的缺陷，法学教育改革无论怎么做，都会在效果上大打折扣，甚至还有可能导致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失去现实意义。

（4）为了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和思想选择范围，有必要重视国际法、比较法、国别法的课程，加强与外国相关机构的交流，提供留学和访学的机会。但到八十年代初，招生难、就业难、大学财政亏损突然袭击了该国高等教育界，1989年的在校生人数比1983年减少了40%，到1997年再减少60%，令人惊愕不已。